力拓间谍案_近年间谍案

2009年7月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澳大利亚铁矿石公司力拓的驻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胡士泰和其他三名中国籍员工 “涉嫌为境外刺探和窃取中国国家秘密”,他们被拘捕是“给中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害”,中国有关部门是“在掌握确凿证据的基础上对胡士泰等人依法采取行动的”。

力拓“间谍案”使中澳关系一度陷入紧张。秦刚在其后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反击“西方有一些人就此案吵吵闹闹,这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干涉,它改变不了客观的事实,也左右不了中国的有关部门依法办案。”后来在国际干预下,澳中两国政府参与沟通,最后四人以“商业秘密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起诉判刑。“力拓间谍案”案最终得以解决,但此案揭示的问题严重,给中国的海外资源并购造成了难以解决的障碍。

力拓是世界第二大矿业公司,最早成立于1873年。在全球拥有60多家子公司。中国在澳最大投资项目恰那铁矿就是与该公司在西澳的子公司哈默斯利铁矿公司的合作成果。该公司向中国出口铁矿砂、铜、铝矾土、氧化铝、铝等矿产品。

力拓“间谍门”情报交易链条一边是国际矿山巨头为拉拢收买中国钢企内部人员,不惜采取各种手段进行商业贿赂,甚至组织“奥运观光团”包下著名女歌手献唱;另一边是国内大钢厂铁矿石贸易部门中的某些人,为了从国际矿山那里拿到更多的长协矿,以高价倒卖给小钢厂套利,拿国家机密与国际矿山私下进行非法交易。

力拓案深刻而具体地暴露出中国在意识形态,传媒舆论,法律及体制等多方面的问题。国内某大型钢厂的高管人士用“地震”二字来形容近日的力拓事件,“这可以说是中国钢铁工业有史以来未有之事。”与此同时,一系列自2003年以来形成的铁矿石谈判“潜规则”也一一现形。

力拓“间谍案”人员名单:

胡士泰:澳洲力拓公司中国区首席代表,同时是力拓旗下哈默斯利铁矿在中国的业务总经理。胡系天津人,自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曾服务于中信集团,上世纪90年代初转至一家澳洲企业北京代表处工作。1995年,胡加盟澳洲第二大铁矿哈默斯利公司,后随力拓集团兼并哈默斯利,而成为力拓集团的职员。胡士泰是四人中唯一拥有澳大利亚国籍者。

葛民强:力拓(中国)公司上海代表处的团队经理,上对胡士泰负责。

刘才魁:力拓(新加坡)公司销售经理,与葛民强是上下级关系。

王勇:属于力拓集团控股子公司-罗伯河铁矿公司的销售主管

谁出卖了情报

伴随力拓间谍案曝光,首钢一高管涉案,济钢、莱钢均有涉。又有业内多名人士透露,宝钢集团已有高管也被“请”出协助调查。山东某大型钢铁企业一位负责船运的管理人士,一家国内大型贸易商的一位高管也被有关部门带走。知情人士还透露,负责铁矿石谈判的组织方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也有多位人士接受了有关部门的“审查”。

2009年,中钢协获得授权,首次代替宝钢成为中方需求谈判代表,一加入谈判的中钢协即以“强硬”姿态示人,中钢协秘书长单尚华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铁矿石价格至少要降40%%以上,达到2007年价格水平”。

中钢协的谈判队伍由宝钢、首钢、武钢等共16家钢铁企业组成。铁矿石谈判中的每一次波动,这些钢企都要被召集起来,共商对策和具体实施方案。“力拓间谍案实际上是政府的计划力量与中国钢厂的市场力量的博弈”,宝钢集团一位内部人士称,中国有直接进口铁矿石资质的利益集团已让监管层无法容忍,三大矿山之所以能在谈判中处处占先的原因,正是能从像宝钢这样的大型钢厂组成的编外谋士团获得关键信息。甚至有人称,中方谈判组的每次会议纪要也被放在了力拓的办公桌上。而企业高管之所以有这样的动作,不仅可以得到个人好处,也可以从力拓那里争取矿石。

1996年,中国钢产量首超1亿吨,成为全球第一大产钢国。随着产量放大,中国对铁矿石的需求也节节攀升。由于国内铁矿石的产量和质量无法跟上,中国从2001年起开始大量进口铁矿石。这一年,巴西淡水河谷通过收购成为世界第一大矿业公司,力拓收购澳大利亚北方矿业坐上第二把交椅。

2003年起,中国参与铁矿石价格谈判,但成为全球铁矿石最大需求国之后的中国,却从未能够获得在铁矿石交易中的“定价权”,以宝钢为代表的中国需求方谈判代表,却是多年来“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力拓的中国公司不仅拥有大量的中国籍钢铁业从业人员,并且这些人员会“责任到位”,每个人负责与一个或几个钢厂的“单线联系”,与钢厂走得很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会有相应支出打理这些关系,让这些钢厂高层在获得企业利益的同时有其它收获。

他们泄露了什么

在铁矿石谈判中,中钢协谈判风格强硬。不过业内人士称,在这背后,国内一些钢厂不仅向力拓等铁矿石巨头提供了中钢协谈判的思路与底线,甚至一些钢厂从事铁矿石采购的高管更是给三大矿山巨头出谋划策。一家参与中方谈判组的钢企负责人向记者坦承:“感觉每一次谈判对方准备都很周密,先机总是掌握在他们手里。”

一位国有钢厂的负责人说,对于钢企来说,原料库存的周转天数、进口矿的平均成本、吨钢单位毛利、生铁的单位消耗等财务数据,属于钢铁企业机密信息,不得随便外传;此外,一个钢铁企业的生产安排、炼钢配比、采购计划等,也属于企业内部资料。“如果力拓掌握大部分钢企的财务数据和生产安排进度,那么,在铁矿石谈判中将很轻易掌握中方的谈判底线。”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首钢人士透露:“所谓涉密的情报,包括企业的生产成本———这涉及对于矿石等原材料价格的承受能力;企业的技术改造水平、具体经济技术指标———比如内外矿配比比例;生产技术参数———高炉生产系数、焦炉系数,甚至国家政策发展动向等,都是属于涉密因素;而从铁矿石谈判的商业机密上来说,中国出什么招?中方谈判对策几何?都是重点。”

接触过胡士泰的业内人士表示,胡士泰平时接电话很少用手机,一般会要求对方拨他的座机号码,“现在看来,可能是担心被窃听”。

一位钢铁行业人士表示,国际铁矿石巨头在中国进行钢铁贸易,本土化做得非常到位,专门聘请钢铁行业出身的人士,作为中国区或某个专项业务的负责人。通常,这个人需要具备很好的政府背景或行业背景。此外,还会从政府、中国钢厂或冶金行业等,高薪招聘人员,以达到本地化的目的。因此,铁矿石巨头利用这些人的穿针引线,很容易和各地政府、钢厂、协会保持非常紧密的关系,利用逢年过节、奥运会等为由头“意思意思”,也是常有的事。胡士泰就是这样的一个安排。

曾就职于宝钢的某分析师说,像宝钢这样的大钢厂并不希望看到中钢协能谈出很低的价格,这不仅会让他们脸上无光,更是让企业利益与自身利益受损。

力拓“间谍案”大事记:

2009年6月5日:力拓单方宣布与中铝将注资购买力拓18.9%股份的交易告吹,中铝和力拓的关系紧张起来,此事后来被个别媒体解释为力拓“间谍案”的报复缘由,中铝方面在力拓“间谍案”发生后,针对上述言论向《每日经济新闻(博客,微博)》明确表示,“此事与中铝无关。”

2009年6月30日:从年初开始的铁矿石谈判还是陷入僵持,中国钢铁工业协谈判团“要求降价40%”,三大矿业巨头拒不接受中钢协的“不合理要求”。

2009年7月4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全球智库峰会上表示,目前中国国企特别是央企大部分资产已经上市,并非国有独资,因此“把上市公司当成国企”是一种“无知的表现”。

2009年7月5日: 胡士泰、葛民强、刘才魁、王勇等4名力拓员工,被上海市国家安全局以“商业间谍罪”名义拘留。

2009年7月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力拓的驻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胡士泰和其他三名中国籍员工 “涉嫌为境外刺探和窃取中国国家秘密”,“给中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害”,中国有关部门是“在掌握确凿证据的基础上对胡士泰等人依法采取行动的”。

凤凰卫视评论员解说为:“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属于国家,其商业机密当然就是国家机密。”海内外媒体猜测,如果间谍罪成立,胡士泰很可能被判处死刑。

2009年7月12日:澳外长史密斯指责中国,称中国此举将伤害国际上对中国的商业信心。

2009年7月14日:澳洲总理陆克文屡屡得不到中方信息,公开对中国施压,呼吁“透明行事”。中澳关系一度陷入紧张。

2009年7月16日:美国的华裔商务部长骆家辉(Gary Locke)访华,表示“给出一把钥匙,‘两国政府参与’”,事后证明政府参与对打破个别利益集团操控有极大帮助。

2009年7月18日:澳大利亚外长史密斯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进行了沟通后表示,“商业和经济事件”属于中方所定义的国家机密”,此话属最后“尘埃落定”,中方体面改口,“力拓案”不再用“间谍”一词。

2009年8月11日:胡士泰等4人被正式批捕时,罪名降格为“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至此,从开头37天前的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言之凿凿到最后副外长的定性;即从政府高调参与到政府要求任何人不干涉“司法独立”再到最后的政府的低调参与“沟通”,“力拓间谍案”画出了一个圆圈。

2009年9月24日悉尼举行的“澳中投资论坛”上,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委员帕特里克?科尔默 (Patrick Colmer)明确对在场的中国企业家、官员和媒体表示,澳大利亚不会允许本国大型企业中外国投资者持股比例超过15%。这是澳大利亚官方首次明确对外国投资者的限制标准。FIRB官员向记者介绍,“力拓事件”后出台了严格的规定,同时颁布了“六条原则”,其中一条是针对国有企业的投资上限。

2010年2月10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对澳洲力拓公司胡士泰等4人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侵犯商业秘密犯罪”一案,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10年3月22日至3月24日:该案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进入庭审阶段。4人最后因“受贿及侵犯商业秘密罪”被起诉,4人均承认受贿行为,无一人有行贿行为。

2010年3月29日:因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法院一审判决王勇14年、葛民强8年、刘才魁7年。王勇和刘才魁表示将上诉。判决胡士泰有期徒刑10年,面对判决书,胡士泰表示自己得到了公正对待。澳大利亚力拓集团随即发表声明解雇4人。

2011年2月19日:维基解密资料公布,澳洲力拓集团早在2009年六月之前,已发现胡士泰等人有可能受贿,力拓集团并且在第一时间通知了中国公安部。至于中国国安部如何从公安部手中“接管”并此案将其升级到“间谍案”过程没有披露。

2011年2月21日:中钢协第四次会员大会上,中钢协秘书长单尚华和副会长罗冰生宣布卸任。他们的接替者分别是中钢协副会长张长富(兼任)和原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局长王晓齐。王晓齐将负责主管行业业务工作。首钢董事长朱继民任新会长。任期为2011年-2013年;宝钢董事长徐乐江将担任2013年-2015年会长。原钢协市场调研部主任陈先文也将从中钢协卸职。中国铁矿石谈判“元老”的退休,被视为“铁矿石谈判旧时代的结束”。

中澳铁矿石谈判的国际博弈

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铁矿石谈判形成了不成文的惯例:澳洲必和必拓、力拓和巴西淡水河谷这三大巨头代表供方;日本新日铁、欧盟钢厂代表需方。以离岸价作为结算价格,供方与需方交叉谈判。在谈判中,任一对谈判对手率先达成协议,即为首发价,其他各方均接受此为年度均价,中方称为长期供货协议价(即长协价)。长协矿价的称呼是中国独家特有的,因为根据中国商务部政策,只有具备铁矿石进口资质的企业才能进入长期协议价格市场,而中小钢企则只能向有进口资质的企业代理买卖矿石,这就产生了两种市场价,即长协矿和现价矿,其差价在15%-100%之间波动。中国铁矿石需求在2004年后暴增,长协价和现货价不仅价格差异巨大,2008年最高峰时,达100美元/吨。中投顾问能源行业首席研究员姜谦透露,2008年有超过10%的长期协议铁矿石中被转手倒卖,各进口大企业倒卖“长协矿价”给没有进口权的钢企的差价收入超过200亿元人民币。仅仅10%的铁矿石就产生200亿元利润,可见每年初谈判时具备铁矿石进口资质的企业拿到的长协矿价格与中国市场实际价格的两者距离。

2004年起,上海宝钢代表中国开始参与全球铁矿石价格谈判,由于全球铁矿石价格连年上涨,负责协调工作的中钢协出面代替宝钢。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全球钢厂生产下降,已签的长协价合同不能兑现。中钢协出面签署的大量长协价合同价反而低于现货矿价。民营最近两年,中方在铁矿石年度谈判中屡谈屡败,中钢协一度态度十分强硬,要求矿山降价40%-45%,但2010年三巨头放弃一年一谈的长协矿,取而代之的是一季一谈的季度矿价。许多民营的钢企为求生存转身直接向外定货。这种变化是“力拓案”的主要背景。

长协矿价机制已经寿终正寝,而埋葬这一优惠惯例的,正是中国人自己。 以“商业间谍罪”被拘捕的4名力拓员工的故事和“长协价”这一特定名词紧紧缠绕在一起。

受贿细节曝光

胡士泰在法庭上自述:一家河北钢铁企业,当面送给他一只皮包,他开始以为是送包的,打开一看,里面是包得很整齐的人民币现金。他将钱留下,将包还给了送礼人。随后他点了点这笔现金,足足100万元。2008年12月,河北敬业钢铁与力拓签订为期5年、每年100万吨的长协协议。相关负责人李慧明在作证时也承认这一事实。

据《每日经济新闻》披露,国丰钢铁跟力拓签订每年100万吨、为期5年的长协合同后,胡士泰向该公司索取好处费的计算标准为,一船现货30%的利润。国丰钢铁为了争取成为拿货更优惠的长协公司,经多家公司辗转,将80万美元交给了胡士泰。

帮助轧一钢铁获得长协协议,葛民强获得了30万元的好处费。

晋城钢铁以指数形式采购了一船现货,为此向刘才魁支付了90万元贿款。

为从力拓采购半船现货,“传洋集团在上海新锦江大酒店停车场行贿刘才魁27万元。”

证词说,日照钢铁“安排两人从北方携现金300万元驾车至上海,在世贸停车场将钱给了力拓公司的王勇,‘直接给了5个纸箱的百元大钞’。”

出席庭审的人士表示,普阳钢铁向王勇透露想进入长协,“由王勇给其作咨询工作,后在上海东湖宾馆对面的小南国支付王勇咨询费50万元。”

山东华信2009年依靠王勇帮助,给了王勇11.5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79.16万元)的好处,才从另一家铁矿石贸易企业转让得到了一船货。

安阳保泰盈没有进口铁矿石的资质,受刘才魁指导,完成了与中国钢铁协会会员山西建邦集团的同一价格拼货购买。安阳保泰盈购得4.3万吨铁矿石,借此“获利67万余元”刘才魁为此收受安阳保泰盈给的20万元人民币。而另一方面,“刘才魁从山西建邦集团索贿30万元,事后刘向上级推荐该公司进入铁矿石销售名单。”

长协价背后的国内博弈

中钢协是商业部下一个不挂官方牌子的行政机构。旗下有会员单位232家,包括了中国近400家钢铁企业的主要部分,该协会在铁矿石年度价格谈判中扮演重要角色,并就中国钢铁行业的整合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方面向政府提供建议。中钢协身份是代表国家集权,铁矿石进口资质发放对象是以国有大钢铁企业、贸易商。由它们每年去全权代表整个中国钢铁行业与三大铁矿巨头进行谈判,而这些企业仅占国内钢铁产能的三分之一,占全中国产能三分之二以上的民营钢企一直处于“被代表”的地位。

缺少监督利益集团很容易权贵连手,把持三分之一国企的“进口资质”,以超过长协矿价格50%甚至1倍的价格把从澳洲购买来的铁矿石在码头上一转,倒卖给没有“进口资质”的非圈内企业。很具讽刺意味的是,铁矿石谈判中坐在澳方对面的一方,既是进口商,又是转手倒卖的直接受益者。可以说长协价是挂着国企招牌的一些寄生虫们的银行取款机。这个取款机受益人不投资分文,近通过向国内中、小钢厂倒卖长协矿石营利,赚取差价。一条18万吨矿石船,如果以长协价买入,转手高价卖出,其中套利现钞1千8百万,而且容易脱手,许多长协价船没到码头就变现货价转手。

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表示:2005年,我国超过500家拥有铁矿石进口资质的企业中,“贸易商”占了一半以上。铁矿石进口许可证制度明令禁止获得进口资格的企业将铁矿石转卖给没有进口许可权的企业,但双轨制产生的价差必然驱动一些人将长协矿加价在现货市场坐收渔利。(从卖出一船货,胡士泰们就能拿几十万贿赂的案例中可见一斑),当他们参与进口长协矿谈判时必然尽力压低外方的开价成本,以扩大本国市场的差价。表面上铁矿石是“双轨制”的漏洞,其实是一些特权集团享受垄断体制保护。有关铁矿石长协价的中国市场内部博弈其实是腐败特权和市场力量的斗争,“力拓案”是中国社会主义转型期间的一个典型案例。

到底是谁改变“长协价”格局?

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后,中国百家钢企因为减产,长协矿到境后顿成为粘手货,毁约的现象很多,当时力拓和必和必拓分别要求中国进口商支付90亿美元的长协矿毁约赔偿金,力拓提出索赔的理由是,在金融危机期间,由于中国钢企推迟出货甚至取消船只,导致其铁矿石业务共计损失50亿美元;涉及租船费用差价、海运差价方面则另需补偿40亿美元损失。

铁矿石“长协价”和现货价格出现倒挂。大量的有“资质”的公司公然拒绝执行合同。急于生存的矿企大量推销现货,“长协价”的审批出现松动。知情人士透露,在金融危机后,长协矿价格高于现货矿,力拓在中国的销售团队迅速火红,他们开始让多家中、小钢铁企业加入长协序列,以“一船高价长协矿加一船现货矿”作为加入长协的条件,趁机推销囤积的铁矿石。而中小钢铁企业考虑到暂时吃点亏但以后有长协矿货源能够相对稳定,不受官倒利益集团和“潜规则”的敲诈,便只能同意。

胡士泰们开始“挣外快”,一是帮助手里握有铁矿石的国企和贸易商,把长协价合同改成现货价;二是帮助那些等米下锅的中小钢企乘机进入长协价榜单,为长远的摆脱高价做好准备。有时这两者对胡士泰们而言很容易,将发货单如麻将牌一样对换即可。

行贿表格中的中建材进出口通过中间人高波,向葛民强行贿13.58万美元,从而在2009年获得了力拓铁矿石现货。2007年和2008年,中化国际(7.82 +0.90%,买入)(600500,股吧)通过中介公司的“居间协议”给予葛民强“好处费”分别达212万元、43.7万美元,基于这种“友好关系”,中化国际在2007至2009年中从力拓购买了7.5船120万吨现货铁矿石。

中建材进出口和中化国际两家是行贿名单中有“资质”的的国企,他们手中有合同买家。它们的行贿是为了赚取暴利宰割那些没有“资质”的民营企业。据力拓公告,因中国不履行长协矿的合同索赔90亿澳元。

胡士泰所在的力拓公司此时债务缠身(200亿美元,2009上半年无力按惯例向股东分股息),开始抛开中国官方认定“有资质”公司,大规模与中国的中小钢企直接签订“长协合同”。既维持了力拓产能的释放,也稳定了价格。这样一来,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中钢协为首的中方“缺乏代表性”的体制弊端显露无遗,终致2009年之后的谈判流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条规定:“国有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物权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反垄断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第三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规定”。

对照力拓案中,有“资质”和力拓签约的公司都是有背景的。长年被盘剥打压的中小钢企争取“长协价”的愿望之殷,甚似几十年前无保障的农民想拥有城市户口,吃到有定量和价格保障的“口粮”,这正是胡士泰们的“外快”之源。胡士泰在法庭上毫不讳言,他们把这个叫“火线入党”,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让中小钢企“火线入党”,成为力拓四人小组的核心工作。

胡士泰等人经常出差到中国三、四线城市,增加寻访中小钢厂的密度。他们的策略非常奏效,仅胡士泰就发展了几十家“长协”客户。因为胡士泰有澳洲护照,所以最后由国家安全部而不是公安部,并且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高调对外宣布:“采取不正当手段,通过拉拢收买中国钢铁生产单位内部人员,刺探窃取了中国国家秘密,对中国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造成重大损害”,以“威胁国家安全的间谍罪”名义拘捕。

“力拓间谍案”的后果

“力拓间谍案”给中国造成的后果难以计量。据FIRB(澳洲外商投资审核局)透露,自2009年起,每周都会收到不止一份来自中国的投资申请”。至今已有429亿美元,其中超过90%是在矿山上。

2011年1月, 维基解密(Wikileaks)爆料称,FIRB的高层Patrick Colmer曾于2009年告诉美国外交官,财长施旺(Wayne Swan)签署批准的新外商投资法规“旨在直截了当地限制中国对澳洲资源行业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在与美国大使馆经济官员的秘密谈话中,Colmer承认澳洲政府希望在新的资源项目中将外商股份控制在少数,将勘探开发中的外商股份控制在50%以下,重大矿业公司中的外商股份控制在15%左右。

如果我们仔细盘点中澳的磨擦,就会发现真正改变了两国贸易关系的就是2009年9月24日FIRB出台的严格的规定:所有具有国资背景的外资企业在澳大利亚投资,无论投资额多少,都需要经过FIRB的审批。而且不允许外国国有企业在本国大型企业中的投资持股比例超过15%。中国有实力能在海外实行并购或参股的企业大多是央企、国企。15%的上限从此成为中国国企在澳投资的上限,而这始作俑者,毫无疑问,“力拓间谍案”事件是一个重要的考量。

在澳大利亚对中国国有企业去当地投资出台了严格的规定的同时,却放宽了私营企业在澳大利亚的投资要求。FIRB可以允许私营企业在澳大利亚控股当地的矿业公司,对于持股比例也没有严格的要求。“但是所有具有国资背景的外资企业在澳大利亚投资,无论投资额多少,都需要经过FIRB的审批。”这一条规定所指十分明显。

就中国社会而言,“力拓间谍案”的震荡也是很大的,中国法庭无力将行贿者们判刑,但利益集团的腐败还是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中钢协将“打击”的头号目标从海外的力拓和国内的中小铁矿石贸易商。中钢协秘书长说:“整顿重点就是排名前10位的国营铁矿石贸易商,比如中钢集团”。

紧接着,2011年的中钢协领导层大换血。但新钢协在谈判桌前已无重要筹码,虽然中钢协对外一直宣称“谈判并未终止”,但事实情况是:明瞭了中国市场“潜规则”的海外供货商不再相信替利益集团出面代言谈判的中钢协,2011年,三大矿业巨头先用季度定价取代年度,继而表示采用月度定价甚至“更好地贴近市场需求”的周定价、日定价。

“力拓间谍案”是中国改革三十年来影响最大的一次国际经济纠纷,但其背后实质是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市场冲突,其结果造成中国政府的海外投资受阻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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